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农业互助合作的探索及其影响

 解放战争初期，由于日伪与国民党政府的残酷掠夺，东北解放区农业生产水平急剧下降，粮食问题面临严峻形势。土地改革后，东北解放区农民虽无偿分得土地，粮食产量有所增加，但却面临着劳动力、耕畜与农具短缺的困境，严重制约农业生产。为此，中共领导东北解放区农民探索农业互助合作，采取组织小组、奖励典型与发放农贷等举措，不仅提高了农业产量，改善了农民生活，而且还支援了前线战争，加速了全国解放，更重要的是积累了农业互助合作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农业互助合作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东北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关系研究”、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名家培育项目“新中国建立初期东北城市发展与社会转型研究（1949—1957）”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1BZS083、MLMJ17A06]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本文所指东北解放区以1949年4月为限，之前包括黑龙江省、合江省、兴安省（1947年4月改为内蒙古自治区）、嫩江省、松江省、吉林省、辽北省、安东省、辽宁省、热河省、哈尔滨市、沈阳市和大连市；之后包括黑龙江省、松江省、吉林省、辽东省、辽西省、热河省、沈阳市、抚顺市、本溪市、鞍山市和旅大行署区。】的农业互助合作是中共领导农民在个体经济基础上，为克服生产困难，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粮食产量与支援前线战争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文拟运用相关文献资料，特别是基于《东北日报》刊发的报道和文章，分析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东北解放区农民开展农业互助合作的背景动因，梳理其主要内容，进而总结其影响。

　　一、东北解放区粮食问题的严峻与农民个体生产的困境

　　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当局对我国东北地区实行残酷的掠夺政策，以“出荷”“配给”“劳工”与“统治”等办法，极力搜刮与驱使东北一切人力物力资源为其野蛮的侵略战争服务，使东北经济成为纯粹的殖民地经济，东北农村遭受巨大的摧残和破坏，东北农民陷入极端困苦的生活境地。【参见《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东北日报》1946年3月31日。】据统计，1931年东北耕地面积为1373.3万公顷，粮食产量为1845.7万吨，每公顷产量为1344公斤，而1944年东北耕地面积为1518.01万公顷，粮食产量为1743.35万吨，每公顷产量为1148公斤。【参见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东北经济小丛书·农产》（生产篇），京华印书局1948年版，第4—5页。】由此可以看出，日伪统治时期东北耕地面积虽有增加，但粮食总产量与单位产量均明显下降。究其原因在于，为加大殖民主义掠夺与保障本国粮食供应，日本当局改变了东北原有粮食种植结构，使其畸形发展，即大量缩减大豆种植而增加水稻种植面积。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农民仍遭受着封建势力的剥削与压迫，政府不仅不致力于恢复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以及改善农民生活，反而违背人民意愿发动内战，使本已饱受摧残的东北农业雪上加霜。当时，东北国统区的农村“摊派多，征收紧，由于国民党的疯狂抓丁，壮丁纷纷逃入城市，老头代替小伙耕作，农村劳动力缺乏。由于蒋币不断贬值，地主纷纷将钱租改为实物，在国民党与地主的双重压榨下，农民饥寒交迫，冬粮已成问题，春季将更无法度过。由于粮草太贵，农民冬季养不活牛，纷纷将牛出卖或宰杀，牛肉比猪肉还贱。农民终岁辛劳不得一饱，生产兴趣低落”【李文明、王秀清：《中国东北百年农业增长研究（1914—2005）》，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页。】。由此可以看出，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东北农民因缺乏劳动力、耕畜与耕具等而无法正常开展农业生产，致使土地撂荒现象普遍，粮食产量逐步下降，多地出现严重粮荒。据统计，1945年东北可耕土地的荒芜面积竟达321万公顷，耕畜数量仅为354万头。【参见冯季昌：《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农业经济浅探》，《北方民族》1993年第4期。】

　　1945年，为抢占东北这块战略要地，中共从关内抽调2万名干部与13万名军人进驻东北【参见黄进华：《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2期。】，准备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出关部队与原东北抗日联军共同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约27万人。进驻之前，中共已清醒地认识到，大批进驻人员如果仅依靠东北解放区农民提供供给，势必会加重农民负担，影响政权稳定。因而，中共始终强调进驻人员必须开展农业生产，争取自给自足。但由于人员众多，部队生产有限，中共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东北解放区农民提供供给，这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与粮食产量提出更高要求。

　　正是由于以上因素影响，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的粮食问题较为突出，提高农业生产与增加粮食产量成为中共的重要任务。为此，中共在东北解放区实施土地改革，使绝大部分农民无偿分得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农业生产有所改善。但土地改革后，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生产单位，东北广大农村以小农经济为主，农民面临着生产规模狭小、劳动力短缺、耕畜不足与农具缺乏等困境，严重制约农业生产，进而影响粮食产量。据统计，土地改革后东北解放区平均每户只有1.2个劳动力与0.4头耕畜【参见朱建华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73页。】，而东北的土质特性与耕作方法决定了农民至少拥有2头耕畜才能开展耕作任务，两者之间显然还存在较大差距。加之青壮年踊跃参军支前，使得劳动力短缺问题也愈发突出。

　　然而，东北解放区具备战胜粮食困难与生产困境的主客观条件。客观方面在于东北解放区幅员辽阔且土地肥沃，一直是中国粮食的主产区之一，无论是扩大耕地面积，还是增加单位产量，其都具备现实条件；主观方面在于东北互助合作的习惯由来已久，农民普遍具有组织起来的诉求，特别是在土地改革后，农民生产热情高涨并愿意在中共的领导下开展农业生产。此外，东北解放区面积集中、背靠苏联且解放较早，部分大城市还处在中共控制之下，政权相对稳定，其农业生产水平的高低对于中共及其所领导的解放战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中国革命全局。为此，中共也将领导东北解放区农民积极探索农业互助合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抓，以克服生产困难，提高粮食产量，进而支援前线战争。

　　二、东北解放区农业互助合作的探索

　　自1945年9月进入东北到1948年12月东北全境解放，中共由北向南陆续解放东北广大农村与城市，并实施土地改革，赢得群众支持。在此基础上，面对粮食问题与农民个体生产的困境，中共中央东北局与东北行政委员会高度重视东北解放区的农业互助合作，在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6页。】发展生产方针指导下，先后颁布《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关于开展农村生产运动的指示》《关于春耕运动指示》与《关于提高农业生产发展经济支援解放战争的布告》，并进行一系列有益探索，取得显著成效。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组织互助小组，总结合作经验。在领导东北解放区农民开展农业互助合作时，中共始终坚持自愿两利的原则，即允许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民自由退出组织。虽然有些领导干部在执行过程中曾犯过强迫命令或放任自流错误，但都很快予以纠正。在具体领导互助合作时，中共采取循序渐进与稳步发展的方式组织农民，遇到组织起来后又垮台的情况，则重新将其组织起来，循环往复以达到巩固效果。待互助合作组织起来后，其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贫苦农民手中，但农村各个阶级包括地主与富农，特别是佃富农与小富农等均被吸收到生产小组之内。原因在于地主与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应当废除，但是其经营农业的经验，除残酷剥削雇工的办法外，其余加强组织性与纪律性以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办法，则应加以改造后而适当采用。由于东北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耕作方法与互助习惯有所不同，因而中共在组织互助小组时充分尊重当地农民的意愿，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总结与完善。

　　第一种是插犋换工组。这种组织形式在南满地区较为普遍，辽东省组织起来户数的80%、辽西省的71%以及热河省的绝大部分地区都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其工作方法包括两种：一是临时插犋换工，即无法单独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将已有的劳动力、耕畜与农具等插在一起，以1付犁杖为中心，由2—3匹牲口和3—5个劳动力组成，在春耕与夏锄时组织起来一起干活，然后解散，待秋收时再以车马为中心重新组织起来一起干活；二是插三大季，即临时的插犋换工组带有固定性，事先约好人，在春夏秋三个忙季时插犋，插忙不插闲，插长不插短。有的小组因血缘或感情关系而常年不散，但数量较少。经检验，此种组织形式的优势在于适合土地分散、人多地少且容易耕作的地区；成员多为亲朋邻居，彼此感情融洽，领导相对容易；基本上是过去帮工与伴工形式的延续，农民易于接受；组织办法多为工顶工、工还工，部分地区还已实行人畜换工，并根据各地实际定出比价，相对公平合理。其不足之处在于组织的劳动效率不高，不具备突击力量，遇到人畜患病情况则很容易垮台。

　　第二种是蹚犁组，又叫小型组。这种组织形式在北满地区较为普遍，黑龙江省组织起来户数的60—70%、松江省的50—60%以及吉林省的部分地区，都采用这种组织形式。该组织一般是以1副蹚犁为基础，由3—4匹牲口和5—6个劳动力组成，根据需要的不同而时断时续，形式灵活方便，农民不感拘束。其换工方法是工顶工，随欠随还，人工以整半计算，马匹以强弱计算。经检验，此种组织形式的优势在于适合土地分散地区；农民较为熟悉易于接受；成员多为亲朋邻居，组织规模小且问题少；拥有简单的劳动纪律，便于领导。其不足之处在于人马少，力气小，不能胜任大的突击任务，容易组织也容易解散，领导必须抓住季节性，夏锄时多并为大组。

　　第三种是扣犁组，又叫中型组。这种组织形式多集中在黑龙江省与松江省的黑土平原地带，占黑龙江省组织起来户数的30%，松江省的10%。该组织以扣犁为基础，一般由6—9匹牲口和7—8户农民组成，扣地时一起干，耕地时则分成两伙，终年不散。经检验，此种组织形式的优势在于省工出活，可以有效地利用人力畜力，具备突击力量；便于农民将农副业生产相结合；拥有弹性，遇到人马患病情况其余人可照常工作而不受影响；拥有简单的劳动纪律、会议制度与记账评工办法；中农普遍乐于参加。其不足之处在于组织不易领导，需要有骨干力量，组长计划性要强；形式是由蹚犁组发展而来，农民不易很快接受；组织较为庞大，内容相对复杂，一时难以发展起来。

　　第四种是大型组。这种组织形式多出现在地多人少或副业条件好且领导力强的地区，松江省组织起来户数的2%及黑龙江省、吉林省的一些地区，采用这种组织形式。该组织的特点在于马匹与农具等生产资料均超过扣地的必须数目，较大的组有全屯为一个组的情况，组织目的不仅仅是解决生产困难，还包括增加农民收入，因而农村各阶层普遍参加。其工作方法包括两种：一是死组活编，即在大组之下划分若干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农业生产，组与组之间可以相互调剂人力畜力，突击完成任务，各小组均受大组长的计划与领导；二是变工，即将全组的计划与领导都集中在大组长身上，根据工作需要，由大组长选派一定人数去完成，没有固定组织。经检验，此种组织形式的优势在于能够有效地利用人力畜力，将可以劳动的人都组织到生产战线当中；组织拥有健全的领导、评工、计工与还工制度以及严格的劳动纪律。其不足之处在于大组不容易领导，离开组长工作即受很大影响；组织往往需要发展2—3年让农民看到好处后才得以逐步扩大，即需要一个过程和基础。

　　第五种是合伙组。这种组织形式绝大部分集中在黑龙江省，全东北解放区约有1500组，数量较少。合伙组属于一种生产合作社性质，即将劳动力、耕畜与土地按好坏程度折算成股，待秋收后按股分粮，组织大小并不固定，有的以2—3家为一组，有的以2—3副犁10多户为一组。各地折算方法也有差别，有的按劳动力5成、耕畜3成与土地2成计算，将粮食先按比例分成3份，然后再根据各家股数分发；有的按劳动力6成、耕畜2成与土地2成计算；有的按劳动力4成、耕畜2成与土地4成计算；还有的是把每家的耕畜与土地以民主评定的方式出租，秋收后先从中取出各家畜租地租，然后再按劳动力股数分粮。【参见朱建华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575—580页。】经检验，此种组织形式的优势在于免去零细记账的麻烦；某一农户受灾不致影响其次年生活；专人负责专事，有效避免劳动力浪费。其不足之处在于分粮制度存在不公平现象，如土地没有划分等级，劳动力、耕畜与土地之间的比例不够合理，仅吸收男性整半劳动力，而将妇女儿童排除在外。

　　第二，深入实际领导，奖励先进典型。在东北解放区农业互助合作组织起来后，中共坚持典型示范的原则，以互助合作多打粮食的生动事例来证明其优越性，以此激发农民参与热情，进而提高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具体来说，就是中共要求各级干部深入到互助合作小组内部去实际领导，总结经验并纠正偏差，确保其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然后再通过树立先进典型与发挥示范作用来吸引更多的农民加入到互助合作之中。如合江省勃利县大四站区常山屯领导正是由于深入插犋小组作具体帮助，创造了经验，才推动了全屯的农业生产。“常山屯共有14个小组，多少都存在些问题，在了解情况后，领导便深入田连才小组作具体帮助：第一，建立领导骨干，明确各自分工。先是通过田连才、张福全与韩克臣三人构成领导骨干，健全组织领导，而后再确定领导制度，规定每天晚饭后成员自动到组长家聚齐，议定次日工作；第二，认真评工记工。小组每天都要评工评分与交换工票，主要采用两种办法，即按地算或按气找【指按时间计算。“气”指时间，属于东北方言。当时东北解放区农民将一天分为5气，一气算2工分。】、按工算；第三，常开检讨会，检讨优缺点。经常开检讨会，有小毛病当时就解决，小组很自然地就达到民主、团结、公平与一致努力进行农业生产的目的。在田连才小组搞好后，全屯就有了样子，大家都跟他们组比，他们提早种大田，全屯都提早种大田，现该村在其推动下，已全部进入生产高潮。”【《领导深入插换小组创造经验推动全屯》，《东北日报》1948年5月12日。】

　　在树立典型的同时，中共还不失时机地采取奖励模范的措施，即通过召开劳动模范大会，挑选劳动与互助精神好的农民或组织，给予其物质与精神奖励，以加强经验交流，巩固互助成果，使农民纷纷向劳模看齐，从而提高整个东北解放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与粮食产量。如嫩江省第一届劳模大会于1949年1月11日胜利闭幕。在闭幕典礼上，省政府农业厅厅长王文作讨论总结，针对组织起来、发财致富与妇女生产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王文指出：很多劳动模范的认识还很模糊，认为“现在没有力量单干，不组织不行，有了力量还是单干好”，“组织起来会妨碍发财致富”，“自愿两利就是愿怎样就怎样”等。经深入讨论后，许多人都弄清了这些认识是错误的，并决心回去好好宣传评工记分、算细账与找可心人联组等真正自愿两利的办法。报告结束后，鼓乐齐奏，隆重发奖，全省到会的劳动模范共555人均荣获奖章、奖状与奖品。劳动模范贾文山与胡淑琴等一致表示，此次大会非常成功，愿回去积极带头，把生产搞好，完成全年粮食的生产计划。【参见《嫩江劳动模范大会闭幕》，《东北日报》1949年1月23日。】再如，1949年2月5日，合江省首届劳动模范大会隆重开幕，到会者共有16县2市的470名劳动模范。首先，省政府副主席李范五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劳动模范们致敬，指出1948年全省粮食增产除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外，劳动模范们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李范五号召大家在会上好好交流经验，特别是互助合作的经验，争取把1949年的农业生产再提高一步。随后，10余名农民相继登台讲话，表示感谢共产党领导他们翻身、发展生产与改善生活，并光荣地当选为劳动模范。【参见《合江劳模大会闭幕》，《东北日报》1949年2月14日。】

　　第三，发放农业贷款，解决生产难题。在东北解放区农业互助合作组织起来后，中共坚持予以扶助，通过东北银行向农民发放农业贷款。贷款多以实物形式予以发放，实物按当时市价折合成粮食计算，目的在于帮助农民克服生产困难，扶持互助合作发展，并便于次年回收，进而扩大贷款数额。1948年，东北银行将城市吸收的存款贷入农村，用以解决农民生产资金困难。无论贷出的是粮食、现金或其他实物，均按当时市价折成粮食，1948年一律免收利息，秋收后偿还。贷款范围受人力与资力限制，暂时不能普遍举行，因而优先选择土改彻底、产粮丰富与开展互助的地区，有重点地进行试办。贷款对象以有劳动力、生产积极、为人正派的农民为主，按实际需要有计划地贷出而不是平均分配。贷款手续则是由当地农会作保，农民只需填写借款申请书即可，借款用途必须是农业生产，不能用于商业投机或消耗浪费，否则东北银行将提前收回借款。【参见《东北银行决定举办农业生产贷款》，《东北日报》1948年2月22日。】

　　1949年，为进一步扶助新老解放区农民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东北银行决定发放农业贷款2710亿元，较1948年增加两倍。该贷款来源于各省分行的业务基金与城市存款，不足者再由总行分别拨增。据统计，吉林省、辽北省与黑龙江省三分行各自折实发放农贷粮1万吨；合江省分行拨发农业贷款300亿元，折合大豆1.25万吨，另发放马匹贷款120亿元，可购马3000匹；嫩江省分行折实发放农贷粮0.9万吨；辽宁省分行拨发农贷500亿元，用于植棉与种植果树等特种作物及发展水利的农贷粮0.83万吨；安东省分行拨发农贷320亿元，由总行拨增190亿元，合为510亿元；松江省分行连同总行拨增共计发放300亿元。此外，内蒙人民银行拨发农业及牧畜贷款50亿蒙币；冀察热辽银行拨发耕畜植棉贷款280亿元。【参见《农贷二千七百亿》，《东北日报》1949年2月27日。】这些农业贷款分春耕与夏锄两季发放，春耕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农民添置马匹、种籽与农具等，夏锄贷款主要用于解决农民口粮与工资等困难。贷款回收时，东北银行将收取10%的利息，原因在于贷款是以实物形式发放，并以实物形式回收，发放的东西干，回收的东西潮湿，再加上运输损耗和其他损失，如不加收10%的利息，银行便无法保本。

　　综上所述，在中共组织领导、树立典型与加强扶助的影响下，东北解放区的农业互助合作得以顺利开展，并取得突出成就，不仅保证了农民能够将土地改革后所分得的土地全部种上，而且还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为农民开展精耕细作、开垦荒地与发展副业创造有利条件。农民普遍表示满意，并积极响应中共的互助合作号召。据统计，截至1949年，东北解放区共有411.8万户农民参与互助合作，占总户数的65.5%。具体来说，黑龙江省有73.7万户农民参与，占总数的80—90%；松江省有70.7万户农民参与，占总数的80—85%；吉林省有87.2万户农民参与，占总数的80%；辽西省有97.6万户农民参与，占总数的80%；辽东省有29.1万户农民参与，占总数的20%；热河省有53.5万户农民参与，占总数的77%。【参见朱建华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574页。】这标志着新的劳动态度与生产关系逐渐形成。

　　三、东北解放区农业互助合作的深远影响

　　中共在东北解放区领导农业互助合作的探索，不仅使东北农民组织起来，克服了个体生产所面临的困境，同时还对东北粮食产量、全国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提高农业产量，改善农民生活。在中共的正确领导下，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的农业互助合作得以顺利进行。再加上这一时期大力兴修水利，改进农作法等因素，东北解放区农业生产率显著提高。农民大量开垦荒地，实行精耕细作，粮食总量增加，农村面貌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47年，东北解放区共扩大耕地80万垧，占总耕地面积840万垧的10%左右，牡丹江、吉林、黑嫩与合江地区共恢复水田12万垧【参见朱建华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450页。】，占伪满时期的一半，全年产粮708.38万吨【参见朱建华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4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7页。】；1948年，东北解放区共扩大耕地77.98万垧，总耕地面积达1338.32万垧，新开水田9万垧，总面积达18.9万垧，全年产粮1225.98万吨【参见朱建华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491页；朱建华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4辑，第227页。】；1949年，东北解放区共扩大耕地55.7万垧，总耕地面积达1668.42万垧，全年产粮1414万吨【参见朱建华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629页。】。值得一提的是，绝大部分新增粮食是农民实行精耕细作后因单位产量的增加而增加。据农林部统计，1947年东北解放区每垧地可产粮食750公斤，1948年每垧地可产粮食960公斤，1949年每垧地已可产粮食1276公斤。【参见朱建华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556、629页。】粮食产量的提高，不仅能满足农民自身的需求，解决其温饱问题，同时还能通过出售剩余粮食来换取必要的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改善其现有生活。

　　第二，支援前线战争，加速全国解放。在中共的正确领导下，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的农业生产与粮食产量均有显著提高，这就为支援前线战争奠定坚实基础。一是提供战勤支持。由于互助合作的开展，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民节省出大量劳动力，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下，东北解放区可以腾出大量人力参军参战。据统计，1949年东北解放区共出动民工313.26万人、担架30.62万付、大车30.67万台以及牲口90.7万匹。【参见朱建华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4辑，第566页。】二是提供公粮支持。互助合作的开展使得东北解放区的粮食产量逐年增加，但中共在征收公粮时始终坚持战争需要与人民负担兼顾的原则，合理分配公粮任务，并针对不同粮种，制定统一的折合率，因而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极大提高，交纳公粮的热情也空前高涨。据统计，1946年东北解放区公粮负担人口为1132万人，负担面积为646万垧，实缴公粮为69.82万吨，平均负担率为9.09%；1947年公粮负担人口为2812.2万人，负担面积为1186.13万垧，实缴公粮为151.18万吨，平均负担率为21.33%；1948年公粮负担人口为3742.84万人，负担面积为1678.09万垧，实缴公粮为227.76万吨，平均负担率为18.57%；1949年实缴公粮更是超过230万吨。【参见朱建华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4辑，第227、319页。】这些公粮不仅充分保证前线作战部队的需要，而且还使国家握有必要的物质力量。三是提供财政支持。如前所述，由于东北解放区农民交纳的公粮数量逐年增加，不仅能满足前线部队需要，而且还能通过出口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据财政部统计，截至1949年，东北解放区的农业税已占财政总收入的30%，成为中共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中共许多农业品，特别是特种作物已不再依赖进口，国家可以将更多的钱用于购买工业产品，为支援前线战争以及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奠定坚实基础。

　　第三，积累合作经验，奠定改造基础。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领导东北解放区农民探索农业互助合作中取得一系列成功经验，这些宝贵财富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继续领导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以及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奠定坚实基础。一是农业互助合作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依据。东北解放区农业互助合作的开展，克服了当时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困难，使得农业生产率显著提高，农村生产力极大增强，粮食产量逐年增加，用生动事实证明互助合作比个体生产更具有优越性，这就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不失时机地领导农民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依据。二是农业互助合作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群众基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与粮食产量的增加使东北解放区农民得到实惠，其原有观念发生根本转变，单干总比组织互助强的错误思想被逐步澄清，取而代之的是清醒地认识到受耕地使用、耕作方法与季候条件所限，只有加强互助合作，才能提高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这就增强了农民对中共的信任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群众基础。三是农业互助合作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供原则与方法。中共在领导东北解放区农民探索农业互助合作时坚持的三项基本原则，即自愿两利、树立典型与加强扶助原则，经实践检验均取得显著成效，为农民所称赞与接受。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对其进行总结、提炼与发展，最终形成自愿互利、典型示范与国家帮助原则，并将其作为指导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则。此外，中共在开展农业互助合作时所采取的循序渐进方法经实践检验也取得突出成就，即逐渐增加互助组织的社会主义因素，逐步提高东北农民的思想觉悟，使互助合作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与较强抵触。这就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农民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渐进式发展提供了借鉴。

　　总之，正是由于中共的正确领导与农民的积极配合，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的农业互助合作才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巨大成功，不仅提高了农业产量，而且还支援了前线战争，为巩固东北根据地与加速全中国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深入领导农民、农村与农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