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节点事件感受济南农业农村新变化——变迁四十年 兴农路正宽

 1978年，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免除农业税，再到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和新型农业发展模式的诞生，农村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40年农村土地所有制、经营方式的变迁中，作为重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广大的农民群众充分感受到了改革所带来的冲击、变革和红利。

　　1978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改革开放最早始于农村，而农村改革就是从土地经营体制的变革开始的。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诞生，之后在这一基本制度的框架之下，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逐步得以解决。

　　“土地分到个人，俺家的白馍馍多得吃不了”

　　日前，记者来到商河县许商街道羊角沟村。一提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该村村民张训勇就打开了话匣子，用他的话说，“这事俺最有发言权。”

　　张训勇出生于1965年，祖祖辈辈都生活在羊角沟村。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这对张训勇来说，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父亲作为教师，家里有一部分稳定的收入;坏事是正因为父亲当了教师，家里少了个“挣工分”的劳动力。

　　村里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张训勇一家属于羊角沟村生产大队东队，全生产队的人一起种地一起收，干一天挣一天工分，“一天也就挣5个工分，干好干孬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时间长了，社员都跟着混日子，出工不出力，肯定收成少，一亩地最多收三四百斤，等交完了公粮，全队剩不下多少。”时至今日，张训勇仍能回忆起生产队分粮食的场景：“收完玉米那会儿，俺们东队在村场院那棵枣树底下分粮食，我拿着个布袋子去装，一个袋子都装不满。”

　　“大集体的时候，俺家是真吃不上饭，俺一家5口人，就我一个人挣工分，粮食也少，就吃地瓜，地瓜面不够再吃地瓜秧，逢年过节吃顿棒子面窝头。”

　　大集体形式的人民公社，脱离了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加上高度集中的劳动方式和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约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自此拉开。“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率先实行“大包干”，紧接着，这股春风吹遍全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纠正了长期存在的管理高度集中和经营方式过分单调的弊端，使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由单纯的劳动者变成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从而大大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发挥了劳动和土地的潜力。

　　“感谢党和政府，才让俺全家吃上饱饭。”张训勇说，1982年，商河县羊角沟村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张训勇一家分到了6亩多地：“地分下来了，收的粮食除了交给国家和集体的，剩下多少都是自家的，我们不得铆足了劲干嘛。”时隔近40年，谈起当年的巨大变化，张训勇仍然十分兴奋。

　　“放活经营，土地给农民了，农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整天琢磨着怎么能让庄稼收成更多。”有付出就有回报，村民们的付出很快就看到了回报。张训勇说：“收获的时候，一亩地能收七八百斤粮食，当年俺家就吃上了棒子面。后来日子越过越好，白馍馍多得吃不了。”

　　2014 三权分置

　　2014年，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开始实施，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不仅有助于集约化、规模化利用土地,实现农业现代化经营，同时还进一步释放了农村劳动力的活力和积极性。

　　“经营权的改变让我们感受到广阔的发展空间”

　　今年45岁的邵建海是历城区唐王镇的一名普通农民，同时他还是远近闻名的“草莓大王”，要说“三权分置”，这还要从他十多年前开始承包土地发展草莓大棚说起。

　　“从高中毕业就一直从事农业生产，那时候就在想自己干自己的这一点可不行。”邵建海说，2004年，他正式踏出了第一步，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流转了54亩地，加上他自己的6亩责任田，投资48万元，建起10栋大棚发展草莓种植事业。“那时候也叫‘家庭承包’，当时只有‘甜宝’‘雪里香’几个少数品种，算是刚刚起步。”

　　随着发展形势越来越好，他认识到从“自己干自己的一点”到“大面积有规模地干”对于农民来说不仅仅是面积大与小的区别，更重要的是让田间地头有了引进优质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条件。

　　于是到了2013年，他看到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到家庭农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当年4月他便继续流转土地56亩，成立了历城区丰收家庭农场。

　　“土地的所有权肯定是国家的，但是经营权的改变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广阔的发展空间，规模会越来越大，生产经营状况也越来越好。”邵建海介绍，2017年，他继续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新建设高标准后墙立体种植草莓大棚11座，从北京市农科院引进“桃熏”“白雪公主”等草莓新品种，并成功注册了“邵莓园”商标，又新上了价值40余万元的智能控温放风系统一套，实现了浇水、施肥等全部自动化。

　　在生产过程中，他大量使用沼渣、沼液、豆饼等有机肥，严控化肥、农药的使用，灌溉、防治病虫害、控温等方面精准控制，这让生产出的草莓糖分、果形、口感和安全性等方面都达到了上佳水平。

　　与此同时，土地流转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转变同样明显，周边农民通过土地租赁、就近打工等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可以说一个产业，带动了一方经济。“我觉得土地流转让农户们都能从中受益，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也给我们致富奔小康指明了方向，未来发展空间还有很大，我们还需要更加努力。”邵建海说道。

　　2006 免除农业税

　　2006年，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延续2600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这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开启了农民命运的重大变化。

　　“农业税取消，让种地的束缚一下子解开”

　　在成为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这十几年的道路上，德归农场的农场主杜振生始终觉得，有一个关键转折点对农场发展影响最大：“这个转折点，就是2006年农业税取消。如果税不取消，我就不可能回来种地，也就不可能有这个农场。”杜振生说。“我们家5口人，种着6亩多地，每人每年要缴纳农业税300元，无论收成如何，税额是固定的，一分也不能少。这个钱，收成好的时候，相当于每亩地收入的一半;收成不好的时候，就要占一大半。所以农业税对于缴税的农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杜振生说。

　　缴税的人怨声载道，收税的人也苦不堪言。

　　杜振生介绍，每到年底收税，村里的干部眉头就拧成了疙瘩，有的时候要到农户家跑上十趟二十趟，有的时候跑好多趟依然收不起来。有什么办法，收成不好的年月，农民哪有钱缴税，好多人因为缴税家里十分贫困。

　　农业税不仅制约了农民的生活，更制约了他们耕种的积极性。因为难以负担沉重的税款，许多人放弃种地，外出打工，杜振生就是其中之一。“外出打工比种地轻松，而且还能多挣点钱。2000年左右我刚40岁，这个年纪正是地里的主力，可村里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大都外出打工了，地就没人种，荒废了。从小农村长大，看着地荒了觉得很可惜，但是没有办法，生活更重要。”杜振生说。

　　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经表决决定，《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从此，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走进了历史。

　　“当时开着车回家，在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我有点儿不敢相信。到了村里，给村民说起这个事儿，他们说我做梦。可这梦就成真了呢!”时隔12年，得知取消农业税时那种既不敢相信又兴奋不已的心情，杜振生仍记得清楚，那一年回家，他就再也没离开。

　　回家种地是杜振生的梦想，他觉得只有脚扎在泥土中，手插在麦芒里，心里才觉得踏实。农业税取消让他猛然觉得是时候回来了，这里才是他的一片天地。于是，2006年将家里闲着的6亩地重新种上了粮食，又将别人家不种的地流转过来。“没有了税的负担，用省下来的钱，可以购置农资、农机，还可以在农田里试验新种植技术，粮食产量、质量一下子上去了，觉得很有成就感。”杜振生说。

　　在农民看得见的地方，农业税的取消，让农田里的人重新回来了，让农田里的庄稼长势更好了，让农田里的收成全进了自己口袋;而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土地给农民、农村、农业带来的发展机遇和生产动力，正茁壮成长着。

　　“种地的束缚一下子解开了，一身轻松，干劲十足，种地的思路也打开了。那年之后，我流转的土地越来越多。2012年，‘家庭农场’的概念一提出，我便抓住机遇，立刻注册了。”杜振生介绍，如今，德归农场已发展至300多亩，除了种小麦、玉米，还拓展小杂粮种植，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但他依旧觉得，农业税取消的那一年，是他事业的起点，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2017 土地托管

　　2017年，围绕农机合作社，“土地托管”在我市长清区悄然兴起，这是继土地流转之后又一种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也是顺应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一种新潮流。一方面，可以通过规模化经营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进一步释放劳动力，让农民可以放心外出打工。

　　“现在农民种地是越来越省事儿了”

　　往年一到“三夏”“三秋”时节，长清区的村民都会忙得像陀螺一样，或打电话，或到当地农业部门，要求协调农机手给自家收玉米。而这几年，他们却很清闲。

　　“现在农民种地是越来越省事儿了，几乎不怎么往地里跑，而且有他在，我还能腾出时间到外面打点零工，一个月有两三千元，再加上卖粮食的钱，这可是两份收入呢。”日前，记者来到长清区文昌街道义合村，谈起当下农业生产的新变化，村民董传青是喜不自禁，一个劲儿地向记者夸赞一个人，说多亏了他，才能让村民们在繁重的农活中解放出来。

　　村民们口中说的他，就是众鑫农机合作社理事长陶昌胜。

　　初次见到陶昌胜时，他正在检查着自家的农机，“这几年，长清区农业部门一直在致力于推广‘土地托管’，这是一种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也是顺应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一种新潮流。”

　　陶昌胜向记者介绍，过去到了收获粮食季节，农机手都是单独联系作业，来回找寻工作地块耽误的时间长、耗油量大、作业面效率低，比起连片作业效益相差20%左右。为了增加收入，农机手还要进行跨区作业，所以农户担心作业机械紧缺，很多时候在作物八九成熟时便提前订车抢收作业，粮食产量每亩能减产30斤-50斤左右，“现在不同了，我们都是提前跟农户签订好托管合同，不仅帮助他们整地、播种、施肥，到了收获的时候直接开着收割机到地里作业，农户只需要在旁边看着就好。”

　　他表示，与土地流转相比，“土地托管”最大的区别就是土地的承包权仍然掌握在农民手中，“‘土地托管’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农业劳动外包，也就是说，土地还是由农户亲自经营，种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只不过是把耕种的其中部分环节或者所有环节都委托给专业机构去完成，收获时的农产品还是归农户所有，相比较于‘土地流转’，‘土地托管’更能提高农民的收入。”

　　陶昌胜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当下农民每年流转一亩土地的收入大概在800元到1000元左右，而如果是自己生产，小麦、玉米两季每亩一年的收入在2200元左右，扣除种、管、收等托管管理费300元，以及种子、化肥等必要农资消耗费用550元，“土地托管”后每亩地一年的收入在1350元左右，比“土地流转”多收入350多元。“另外，农户放心把地交给我们之后，还能通过外出打工再增加一部分收入，所以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把自家的地托管给我们。”

　　本报记者 钱堃 李小梦 赵世杰 张敏 制图/郑芳